都说“铁打的车队老板，流水的车手”，在当今F1赛场，要评选出最“烫手”的一个座位，多数人都会把票投给红牛车队的那辆2号赛车。名字在变，车手在换，但有一点似乎从未改变——坐在维斯塔潘身边的那个人，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好结果。
自从2016年维斯塔潘升入红牛一队，9年间先后有里卡多、加斯利、阿尔本、佩雷兹等多位车手与他搭档，履历各不相同，有人是成名已久的分站冠军得主，有人是被寄予厚望的青训天才，可现实不断给出近乎相同的结局：在与维斯塔潘的横向对比中，速度差距很快被放大，成绩全面落于下风，最终只能选择离开。表面看像是“一个天才把队友打散了”，但从里卡多时代到如今的角田裕毅，这个位置之所以被视为“魔咒”，原因远不止实力强弱那么简单。
回到最初的节点。2016年，刚从小红牛（当时的红牛二队）提拔上来时，维斯塔潘还只是个19岁的年轻人，而那时真正的领军人物，是已经拿下多场分站冠军的里卡多。那一年，两人在积分榜上差距并不算夸张：里卡多拿到220分，维斯塔潘为191分，排位赛对决里卡多11比6领先，正赛完赛对比也是10比7占优。照这个势头发展，很多人以为这是红牛“新老搭配”的均衡配置。
真正的拐点发生在2018赛季。随着经验积累和赛车调校不断朝着荷兰人喜好的方向倾斜，维斯塔潘的表现出现了质变：那一年排位赛双方比拼，他14比7压倒里卡多，正赛对决更是14比5，领奖台次数也是11比2的巨大差距。更关键的是，车队在空气动力学和机械设定上逐渐把“前端极为灵敏、后端略带不稳定”的风格固化下来，这正是维斯塔潘擅长驾驭的状态。里卡多赖以成名的晚刹车、弯中微调线路，反倒在这种设定下变得频繁失效。2018年他在排位赛中以6比15落后后，基本确认了自己在队内的地位已经无法逆转，于是选择在赛季结束后转投雷诺，以主动离开终结了合作关系。一定意义上，他是少数还算“全身而退”的红牛2号车手。
里卡多离开的那一刻起，红牛彻底转向“以维斯塔潘为绝对核心”的路线，车队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年轻车手上，希望用青训体系再造一个能搭配核心的队友。被选中的第一个人是加斯利。2019赛季上半程，这位被视作法国希望之星的车手从小红牛升上来，外界原本期待他能与维斯塔潘形成一定程度的抗衡。但半个赛季下来，数据几乎是一边倒：前12站排位赛对比为1比11，正赛结果同样是1比11。加斯利习惯循序渐进地给轮胎升温，而红牛那套需要弯中带刹的驾驶方式，使他总是难以把轮胎拉到理想工作窗口，赛车在他手里显得既不听话又缺乏稳定反馈。在这样的落差和舆论压力之下，他只开了半个赛季就被下放回二队。
顶替他的是阿尔本。2019年下半年，阿尔本刚上车时表现还算稳健，正赛与维斯塔潘的成绩对比一度保持在4比5，几次靠着策略和节奏拿下领奖台，给了车队一丝“也许能培养出来”的想象空间。可到了2020年，随着维斯塔潘进入成熟期，又一次把红牛赛车“解锁”到更高层级，阿尔本在排位赛的短板被彻底放大，当季17场排位赛中他没有一次快过队友，哪怕周末节奏有所进步，整体表现仍然难以达到车队对2号位的预期标准。讽刺的是，加斯利回到二队后很快重拾信心，还在蒙扎拿到分站冠军，阿尔本离队转往其他车队后同样逐渐回归正常水准，这说明问题并非出在他们不会开F1，而是红牛这个环境对非“核心模板”的车手极其严苛。
在所有曾经的红牛二号位里，佩雷兹是最特别的一位。2021年加盟时，这位老将已经在赛场打拼多年，拿过分站冠军，对轮胎和节奏管理被公认为一流。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角色——首先是团队的得分保障，其次在关键战术节点为维斯塔潘提供支援。2021年阿布扎比收官战，他在中段用极限防守拖住汉密尔顿，为队友争取宝贵时间的那几圈，被视为帮助荷兰人夺得首冠的关键环节。随后两个赛季，佩雷兹不仅多次扮演“防守队长”，还在2023年拿到年度车手亚军，成为与维斯塔潘同队以来表现最成功的二号车手。
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。随着佩雷兹的成绩上扬，他与维斯塔潘的比较开始被放在显微镜下。车队领队霍纳公开表态“这个项目是围绕维斯塔潘打造的”，实际上已经明确了内部的倾斜方向。2023年后期和2024赛季，红牛逐步推出针对荷兰人习惯的升级，尤其在前悬挂与车头响应上不断推向更灵敏、更“边缘”的设定，这让佩雷兹在日常驾驶中频繁感到“车子随时要甩”。他在赛后提到，有一站升级后，自己单圈节奏突然慢了一秒，却很难在驾驶中找到答案，只能不断试错、频频发生失误。到了2024赛季，他在排位赛大部分时候被队友甩开半秒以上，全年只在一场正赛中压过维斯塔潘，最终在合同期未满的情况下被提前解约。
从技术层面这个“魔咒”的核心，是车队在发展方向上高度统一而单一。红牛前技术负责人罗伯·马歇尔的说法颇有代表性：赛车本身在常规窗口并不比对手超出太多，但维斯塔潘能把它逼到额外的性能区间，那是其他车手很难企及的区域。工程师们自然会优先围绕这种极限开发，把车辆打磨到更贴合他在制动点、入弯速度和油门开度上的习惯。长久以往，第二位车手驾驶的是一辆显然有速度，但各种反馈都与自身习惯“对不上号”的赛车，这种错位感在成绩压力下很容易演变为自信崩塌。
这种模式不仅体现在主队，也投射到了使用相似技术方案的姐妹车队。比如在相同技术平台支持下，有车手能在奥地利这样的高海拔赛道冲进前六，而同阶段另一位二号车手却举步维艰。这不是单场“发挥好坏”能解释的差异，而是长期处于一个“模板只适配某个人”的环境中带来的心理和技术双重落差。
如今，随着角田裕毅提前被调整角色，新人哈贾尔接过红牛二号赛车的方向盘，这个位置再次进入轮换期。外界有乐观判断，认为新一代车手更适应这种极端前端的赛车风格，也有人悲观地觉得，只要车队继续在研发上“唯维斯塔潘马首是瞻”，任何接替者迟早会重走前人的路。站在今天回看这九年，所谓“红牛二号位魔咒”，与其说是某个位置不吉利，不如说这是一个绝对核心时代的副产品：当一支球队或车队把全部资源、耐心和技术方向都押在一名顶尖天才身上，队友想要在同一个车库里获得平等的成长空间，难度几乎和挑战冠军本身一样大。
未来会不会有人打破这个局面？理论上当然存在可能，但前提很苛刻：那个人不仅要有足以匹敌维斯塔潘的天赋，还要在车队仍愿意为他保留一部分“中性设定”的窗口期内迅速证明自己。否则实盘股票配资公司，在这个统治周期尚未结束的红牛车房中，坐上2号赛车，更多时候仍是一场“明知凶险却无法拒绝”的豪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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